打人流氓没得治？不存在的，看看唐朝京兆尹是如何整治流氓的_薛元赏_仇士良_长安城

发布日期：2025-07-06 22:37    点击次数：164

好的，我会帮你对文章进行改写，保持原意和大致字数，并增加一些细节描述，让内容更加生动丰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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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唐朝武宗年间，长安城里涌现出许多所谓的“侠少年”，这些年轻人头发剃光，身上刺满了纹身，浑身散发出桀骜不驯的气息。他们经常劫掠坊间巷弄，仗着武力横行霸道，有时甚至伙同蛇群侵扰酒肆，抓住羊腿殴打过路行人。大宁坊中有个叫张干的地痞流氓，左臂上刺着“生不怕京兆尹”，右臂纹着“死不畏阎罗王”，嚣张到了极点。还有个叫王力奴的，更是豪掷五千钱雇工刺了整身图案，有山亭院落、池塘榭台、草木飞禽，纹得栩栩如生。这些“侠少年”没事就借着满身纹身四处嚣张，欺压百姓，扰乱了长安的市井秩序。

李德裕当上宰相后，任命薛元赏为京兆尹，专门整治长安城内这些混乱的局面。薛元赏上任仅三天，就把全城情况摸得一清二楚，根本不需要传说中的十五天。 他迅速组织各坊的坊长，并动员三千人，深夜展开大规模清剿，一夜之间就抓了三十多个恶霸混混。审讯也省了，抓到的人直接乱棒打死，这些家伙平日恶行累累，根本不必多言。即使打死他们十遍，也不足以偿还他们犯下的罪恶。更甚者，还将他们的尸体悬挂在街头示众，以儆效尤。

薛元赏的手段极具威慑力。第一是迅速，凡是身上有纹身者，只要一被抓住，立刻就遭乱棒毒打，不允许有任何三问九审的程序。如果开始审理，这些混混就会花钱买通官府，找医院开伤证明，甚至私了和解，最终形成脱罪的侥幸心理，威慑效果大减。抓到就是死，断绝申辩的可能，让这些恶徒心惊胆战，成了惊弓之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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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是残酷，一定要活活打死他们。砍头枪毙对他们来说太轻松了，根本难以平息百姓的愤怒。他们平日殴打老百姓，令无数人身心受创，这样快刀斩乱麻的死刑反倒成了便宜了他们。薛元赏采取水火大棍轮番猛击他们的狗腿，叫他们痛苦地死去，才符合人间正义与社会安宁。

第三是无情，对这些流氓再无半点仁慈，绝不给他们“入土为安”的机会，而是陈尸街头示众，让所有市井百姓都看清楚，纹身的代价到底是什么。那些还没被抓的混混们见状，惊恐不已，纷纷拿火把烧掉自己身上的纹身，根本不顾烧得多疼。那时激光除纹身尚未出现，只有这种痛苦的方式能警醒他们。

自此之后，长安城的治安奇迹般地稳定下来，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，天下太平。哪还用得着十五天？这整治过程真是痛快淋漓。要是天下各地都有薛元赏这样的铁腕官员，那还有谁敢在街头嚣张？

流氓是社会生态的一部分。说这话听起来挺荒谬，好像这个世界离了流氓就不能运转一样。但事实是，古今中外，每朝每代都有流氓存在，几乎成了社会的顽疾。若这些流氓只是在街头游荡，三五成群，老百姓其实并不畏惧。毕竟古代家家户户都有锄头铁锹，遇到流氓敢还手。邻里街坊联合起来，也能打断他们的狗腿，那哪里还会有流氓嚣张？

真正可怕的是这些流氓结成帮派，有组织有气候，平时暗中出没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老百姓日常忙于生计，没空和他们长时间拉锯。这种情况下，靠普通百姓是无法根除他们的，只能依靠地方官府出面镇压。

更麻烦的是，若这些流氓通过欺压百姓攫取利益，就像毒草扎根在民间，从百姓身上吸取养分，越长越壮。再利用这些资源在地方上拉拢官员，形成利益链条，百姓在地方政府那里根本讨不到公道。

更可怕的是像西门庆那样的恶棍，依附于权贵太师蔡京，得到理刑千户的官职，地方上的官司全由他说了算，想往上告也无门，因为他的“干爹”蔡京庇护着他，这样的“理”就没法讲了。

流氓虽好整治，但要根除却极为艰难。薛元赏使用雷霆手段，一举震慑了长安城的流氓，效果显著，也证明了这些混混其实都是纸老虎，骨子里缺乏真正的勇气。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，薛元赏后来遭遇的波折令人唏嘘。以史为鉴，可以了解盛衰兴替。也许正是这次事件，让后世对待流氓的手段多了些思考，那种痛快的整治场面也就越来越少见了。

古代史多为帝王将相书写，薛元赏的事迹却少有记载，甚至连他的籍贯和家世如今都无从考证（《新唐书·循吏传》称：“薛元赏，亡里系所来”）。我们只能在《全唐文》、《唐语林》、《新唐书·循吏传》和《资治通鉴》中零星看到有关他的几句记载。他凭借杖杀刺青混混之举，被后人铭记。可事实远比表面复杂。薛元赏之举背后，是皇帝与宦官权力斗争的缩影，更有牛李两党之间的激烈对抗。

《唐语林·卷三·方正》记载，薛元赏刚正不阿，敢于直面掌握兵权的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。事件经过这样：薛元赏拜访当时中书令李相石——即写有《悯农二首》的李绅。李绅是唐后期牛李党争中李党的骨干，官至尚书右仆射、门下侍郎，封赵国公。他在武宗即位时正掌权，武宗支持李党。

武宗原是颍王，非皇帝人选，靠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等人拥立即位。仇士良因此骄横跋扈，权势熏天，甚至对武宗宠爱之人实施诛杀贬谪。武宗为人刚毅果敢，表面尊宠仇士良，内心却嫌弃，开成五年任命李德裕为宰相以对抗仇士良。仇士良最初不知此事，但李党内部明了。

薛元赏任京兆尹，正是李德裕的支持者，这点史书未明说，但细看背景便能明白。

《唐语林》记载薛元赏在开成五年至会昌四年间的故事，李德裕在武宗支持下暗中对付仇士良。原文叙述，薛元赏曾直言不讳地质问仇士良的军中行为，仇士良勃然大怒，薛元赏不惧，穿白衣请见仇士良，正面辩论国家礼法。仇士良理亏，只得请他饮酒作罢。

这个故事展现了薛元赏刚直的性格，而仇士良虽奸诈，却在此事上显得通情达理。但实际上，薛元赏是李党的护卫，仇士良则代表宦官势力，两者势不两立。

会昌二年，仇士良起草赦书，试图减轻禁军负担，煽动禁军叛乱围攻李德裕，意图铲除对手。唐武宗明确支持李德裕，仇士良很快被贬为内侍监，权势大减。此时仇士良不敢公开得罪李德裕的亲信，包括薛元赏。

因此，薛元赏虽言辞硬气，却不能完全代表公正无私。

第二个故事是《新唐书》记载的薛元赏整治流氓事迹。会昌年间，李德裕执政，薛元赏再任京兆尹。长安城中多“侠少年”，这些混混刺满纹身，仗着蛮力横行。薛元赏上任三日，严厉收捕恶少，乱棍打死三十余人，尸体示众，余党惧怕纷纷焚烧身上的纹身。薛元赏身为长吏，能直言时弊，多次与禁军势力争执，遏制军暴，令百姓安居乐业。

这次整治目标不仅是打击街头混混，更针对背后的“禁屯”——神策军，这支军队与混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仇士良作为神策军的代表，曾放纵这些混混在长安闹事。

要根治此乱，必须同时清理禁屯势力，否则单打混混无济于事。薛元赏的行动既稳住社会秩序，又是对仇士良势力的重击。

然而，李党的权势终究难长久。武宗崇道服丹药身体每况愈下，最终会昌六年驾崩。光王李忱即位，是为唐宣宗，支持牛党，第二天即罢免李德裕宰相职务，逐步打压李党势力。李德裕被多次贬黜，最终死于边远崖州。薛元赏的弟弟薛元龟同被贬为崖州司户，薛元赏本人也被贬为袁王傅，后复任昭义节度使，最终死于任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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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天津市